季羡林幼年被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大伯家，自6岁离家后再也没见过母亲。他对于母亲，写不出容貌，写不出衣饰，写不出任何细节。他回忆母亲必须是从文化传统上进行的，因为过继是中国古老的家族文化，家族中的长子承担繁衍后代的责任，如果没有儿子，就要从兄弟家庭中的长子中过继。因为季羡林大伯无子，所以尽管季羡林是家中独生子，但按照家族规矩，他也得过继给其大伯做儿子。这种事对于过继儿童的亲生父母和儿童来说，在生理上都是十分痛苦的，在情感上是悲剧性的，但在文化上又是合理的。于是季羡林写了母亲在文化上是怎样一个深明大义的女性，她最后用生命维护了儿子的社会成功。这种母亲对失去儿子的思念的忍受，是超越普通母亲的、超越日常需求的，于是这种女性就成了神。对神话思维的采用，可以让作者打破任何阶级、阶层、地位、学历和头衔的界限，尽情抒发虔诚的敬意。对这种构思，民俗学和社会学理论有很多解释。
母亲是“家人的哀思苦泪”的群体中的一个，母亲处于母子关系的中心位置。季羡林写母亲的形象也是模糊的，没有美貌，只有骨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