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脑思考意味着:
①清楚自身的可控范围;
②明白绝对表现和相对表现的差异;
③知道是应该采取行动且接受失败,还是应该什么都不做等等。
①具备高度的信心,甚至是过度的信心;
②超越以往成就,挑战极限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等等。
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一点,是因为罗森维认为真实世界里的决策,要求我们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伟大决策的第一点:
弄清事情是否能够自己掌控
伟大决策的第一点是,弄清楚你要决定的事情是否能够为你所掌控。有些事情你无法影响,而有些事情你可以施加控制。能够施加控制的事情当然很好,但是无法控制的事情最好还是保持清醒,并客观独立地看待问题。
宏观经济的繁荣或衰退、大盘指数的上涨或下跌,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总有太多的人经常表现出可以掌控的样子,有时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但还是一如既往,这就是典型的“控制错觉”。对于那些无法控制的,他们总是试图做得跟能够控制的一样,而对于能够施加影响的却做得很不好,比如持股时间太短、看小道消息随大流、企图总是有所作为。
在实际控制程度低时高估自己,而在实际控制程度高时却低估自己,这其实已经涉及能力圈的问题。知道什么是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什么是做不到的,对于一个投资者而言非常重要。应该无所作为的时候却偏要作为,则容易“误做”;有所作为的时候却不作为,则容易“漏做”。这样的事看似简单,执行起来却不容易。
伟大决策的第二点:
尽力做好还是比对手做得更好
伟大决策的第二点是,必须清楚,我们是尽力做好,还是需要做得比对手更好。有人只想“尽力做好”,但有更多的人总是希望“做得比对手更好”。
实际上,在投资领域,如果你是个人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并不需要做得比对手更好,非要超越对手不可。即使是一位股市新手,只要他牢记行情波动是随机的,连续几天的利好既不意味着次日还会继续上涨,也不说明调整的时候到了;不天天盯着股票组合的变动;不尝试通过预测大盘,来寻找具体的买入或卖出的时机;定期查看自己股票的资金分配,并做出调整;做长线投资的同时,遵循“买入并持有”的策略,就有可能会获得稳健而长期的收益。
实际上,打理个人的投资组合涉及的是绝对表现,只要管理好自己的赢利情况即可,无需考虑他人的盈利情况如何,这其中并不存在竞争的因素。
当然,假如他是一个基金经理,那么他就必须完全围绕相对表现而展开。在许多竞争的环境里,表现都是相对的,投资领域也不例外。对于一个基金经理来说,做得好还远远不够,只有做得更好才行,因为他必须考虑竞争维度。而一旦引入竞争维度,事情就将变得复杂起来,就得小心谨慎了。
罗森维认为,一个非常明智的战略选择就是,通过明白对手最有可能实施的行动而采取方案应对之。弄清回报的分配方式尤其重要。当整体回报相当匀称时,偏态分布的程度就会很低,此时只要尽力做好就可以了。(偏态分布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即统计峰值与平均值不相等的频率分布。)
问题是,在投资领域这个竞技场里,回报往往会相差悬殊,因此比对手表现得更好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当偏态分布的程度越高时,竞争者就越要表现得比对手越好,而此时所要冒的风险程度可能也越高。
如果一个基金经理有要超越对手的强大压力,然而事实并未如此,那么他就有可能“误做”,因为他可能高估了偏态分布的程度。而如果表现的是绝对的且回报分配高度倾斜,而他却没有想方设法超越对手,那么又有可能“漏做”,因为他可能低估了偏态分布的程度。如果回报的分配方式,呈现出一种千载难逢的“赢家通吃”的大好局面,彼时甚至可能需要孤注一掷,就像查理·芒格先生所说的“下大注”,但是那时又有几个人敢做敢为?因此,在长期视野下,要持续地做一个成功的基金经理相当不容易。
塞思·卡拉曼在他的《安全边际》一书中,曾经指出价值投资哲学包含了三个要素,其中的一个要素就是,“价值投资追求的是绝对表现,而不是相对表现”。过去我对此常常迷惑不解,现在就相对清晰了。
对于一个价值投资者而言,应该追求的是绝对回报,而不需要太关注短期内投资的相对回报。但是对于像基金或机构而言,则需要追求相对回报。价值投资者只关心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投资目标,而不是把自己的投资回报与整个市场或者其他投资者相比有怎样的表现。他们通过买入低估的证券,然后当价格越来越体现价值的时候卖出,以获得出色的绝对回报,这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
一般来说,以绝对表现为中心的投资者通常眼光看得更远。而追求相对表现的投资者,比如大多数基金经理,一般不愿也没有能力忍受长期表现不佳的状况,因此他们会投资当前流行的证券。如果不这样做,他的短期业绩会面临着危险。这就是绝对表现和相对表现不同哲学的区分所在。
大概五年前,我在我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及绝对回报和相对回报。记得那时有人对我说,即使是价值投资者也应该追求相对回报,而非绝对回报。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无法反驳他——只能说明我读书太少或者不会思考。一直到五年后的今天,我才总算把这个问题弄明白,要不是读了罗森维的这本书,恐怕我永远无法弄清楚。
实际上,要对一个理论正确与否进行验证解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如有人在1991年读到卡拉曼的《安全边际》,而在2014年才有幸读到罗森维的《左脑思考,右脑执行》,其中对一些问题可能充满了疑惑,但是要得到正确的答案,却可能要在二十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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